（一）
时人之眼浮光掠影，时人之心不喜深究，故每惑于各种标签与装饰性元素而不自知、不自拔。如此一来，若得目睹苏野的诗集《拟古》，继而翻开，扫一眼目录或零星地读其中的几首诗，就分辑的标题——譬如“证幻记”“汲古录”之类——或那几首诗的题材、语气而言，很容易使读者迅速而草率地得出判断：这是一个深具古典性的诗人；这是一个（新）古典主义的诗人，等等；或者，更不妨干脆认定，他宛若一个活在当下的古人。
苏野的诗篇深具迷惑性。它给人带来的初步印象，往往和对此进行深入阅读后得出的结论有所不同。当然，能感受到这种不同的前提是，我们对四十年来汉语当代诗内部的种种观念演进和拓展有所体认，并能基于它来构建对不同类型的诗的理解框架。否则，用某些相对简单、实用而富有标识性和普遍性的说法来概括一个诗人的特色，岂不是更有效？倘如此阅读和理解苏野其诗，虽涉及到几个非常宏观而又复杂的话题或概念——譬如汉语当代诗语境里的古典、古典性或传统等关键词——，笼统而言，倒谈不上有什么错。不过，苏野在其诗艺（包含诗的方法论）与诗意经营上的诸多努力，便极易被忽略掉或失去焦点了。
生活于苏州吴江的苏野，向来被诗界同行视为隐士一般的人物。他在写作上的态度非常审慎，产量不高。他虽然是一位资深诗人，这部《拟古》却是其诗作的首次正式结集。因为有了这样的结集，读者可以相对完整地看到他这些年来在诗上苦心经营的面貌，更得以看见他那相当驳杂而丰富的精神资源在其中起着怎样的作用。就出生于1970年代的这辈诗人来说，苏野的诗算得上别具一格。他古今中外无不涉猎，但其诗呈现于人前时，又极容易带给人一个固定的印象：书卷气重，古意盎然——仿佛那些充盈于其人生中的现代经验、西洋观览与日常琐事皆被过于浓重的“风格屏风”阻挡在外。
对苏野此种倾向的写作面貌的更深入的界定、阐释与发挥，集中体现于诗人、批评家梦亦非在2010年发表的文章《苏野：续脉写作》当中。此文将苏野这一路数的写作称为“续脉写作”，并认为汉语新诗中存在两种形态的“续脉”，一种即1990年代以来的“延续40年代九叶派以及一些重要诗人开创的智性诗歌传统”，为续西方/西式言说方式之脉的写作；另一种“续脉”的路径则被梦亦非认为是“更重要的”，也即苏野式的、续“中国诗歌传统之脉”的写作。这是这些年以来，批评家对苏野之诗见诸书面的一个极高的赞赏了。
梦亦非对“传统”的认识大抵是T.S.艾略特式的。他对苏野这种写作倾向的界定，本质上并不从“复古”的角度来理解，甚至不在西方/东方、古典/现代这样的二元对立框架中来认识，因而是一种极具洞见的界定。但这份洞见却固化了很多人（包括我）对苏野写作的认知。“续脉”之说诚然准确，何况这个说法内部还蕴含着自我革新的开放性，且远较时人草率的、标签化的或印象式的判断要高出许多——但过去的十年里，苏野的写作是否有一些微妙的调试或变化？除了“续脉”说，还能不能对他的写作给出一点儿新的认识角度呢？
（二）
完全可以将《拟古》中附录的文章《信仰过去》视为苏野时至今日的创作的一份诗学（精神）总纲。在这篇文章中，他将自己称为“保守主义者”，应该是指文化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。但以文化保守主义者自称的诗人与“原教旨”的保守主义者还是有所不同的。对于苏野而言，这顶帽子背后其实关切了一个很核心的问题：如何理解现实与当代生活？
他的精神世界里充满了对惯常的文学现实主义（不是对现实本身）的不信任感，并认为现世的琐碎经验，要在心智、精神、历史、“神秘而超验的事物”等的分别或混合作用下才能获得真正的意义与价值。他并不满足于1980年代以来“第三代”诗获得的历时性的革命性突破，而期许于在一个更大的文化价值系统中获得安慰。有意思的是，《信仰过去》里的很多说法常让人联想到古老的柏拉图主义甚至诺斯替主义，还有华莱士·史蒂文斯式的浪漫主义——由此亦可见，他的方法论（“拟”）和精神资源（“古”）都混合了东西方文化的双重维度。在这些巨大文化传统的滋养下，他实际获得的是对现实的更新/刷新的认知力。换言之，在苏野多数诗的题材（以及处理它们的方式和视角）那里，“过去”是理解“现在”的基石，“历史”是反窥“当代”的孔道，而诗的言说是个体得以亲近时间的路径和秘诀。
这个“过去”与“历史”在多数情况下当然是与我们切身相关的，是萦绕于我们所处周遭的一种庞大的精神存在——对于生活于苏州的诗人苏野而言，则更集中地体现于地理和心理双重意义上的“江南”及其文化。不过，通观《拟古》里多数此类的作品可以发现，在诗意推进的方法和思维上，苏野更偏向于西方的思路，包括海外汉学式的用词与表述；在话题与材料的选择和汲取上，则侧重于使用他更熟悉的中国的甚至地方性的内容；在路径上则通常以诗的方式展开知识与情感的“考古”，或者说，以知识/情感考古学的方式来结构他的诗篇。就第二点而论，一方面是苏野的自觉选择，即基于“文化持有者内部的眼界”（克利福德·吉尔兹）而挑选出他“心目中的文学英雄与江南士人”作为书写的对象——如散落于三个分辑的那些被书写的人及他们的人生故事；另一方面，可能更是用汉语写作的人逃离不了的“宿命”，即如周作人为刘半农《扬鞭集》所作序言中的说法那样：“我不是传统主义的信徒，但相信传统之力是不可轻侮的……在我们用了汉字写东西的时候总摆脱不掉的。”正是这种“摆脱不掉”的东西，为每一个用汉语思考与写作的人，构筑了精神存在的现场。
但苏野是一个当代人，一个在精神与物质的双重意义上接受了现代性洗礼的人。他与许多优秀的汉语诗人同行一样，置身于这样一个精神存在的现场中，正在努力做的是，不被传统的强大引力吞噬的前提下，对此葆有敬意与谦卑的同时，与之角力，并深入反思和开掘它对于我们当下精神生活的意义。要进入这种角力与反思，当然不能依赖于“复古”，或仰赖于某种貌似古典主义的一揽子计划，而必须有更具体、更切身、更鲜活的体验与沉浸。
就《拟古》中的作品而论，作者将之列为三辑，分别命名为“证幻记”“汲古录”和“寂静颂”。这种分类自有苏野自己的考量，但不同分辑间的界线其实并不是那么清晰，以上所言的他的文化态度和诗学立场，这些精神线索，在这三辑中都是一以贯之的；至于书写的题材，也往往为三者所共享。但它们之间的侧重点也很明显，譬如，“证幻记”将诗性与思考诉诸日常，“汲古录”更像是案头阅读与思接千载的产物，而“寂静颂”聚焦于胜迹登临与山水闲坐。总的来说，这些诗的推进方式，并不离汉语新诗某一路的大范畴：阅读与日常经验的交织。这种路数本身并无所谓高明或普通，但在不同的诗人手上，往往呈现出的效果千差万别，这取决于作者言说的方式、语气、修辞，也取决于作者对精神生活与日常经验本身的汲取、消化与领会程度——一言以蔽之，取决于细节。而《拟古》中的一些出色之作，恰恰胜在对细节的处理上。题材是同样的题材，对它的处理能细致、精微到何种程度，看待它的眼光能刷新、更新到何种程度，决定了这一类诗是何种成色的诗。
（三）
现世日常依赖“幻觉”得以拓展它的边界，得以被塑造成为一种富有精神性的真正的生活。犹如苏格拉底所言，“未经反思的生活不值得过”——对于诗人而言，未经“幻觉“改造的生活也不是真正的生活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“幻觉”是一种比通常的“真实”更为真实的存在，现世生活不过佐证了“幻觉”的存在而已——这大抵是“证幻记”的主题。
这是一个悖谬而又极具思辨性的主题。这种思辨性一再出现于本辑的不少诗篇，如《教子录》。在这首诗中，“精致的建筑往往取自粗糙的材料”“正如我们用生来完善/一次心安理得的死亡”皆是此一类型。“教子”是普通人要经历的世俗生活，父亲对年幼的孩子们的教育内容，当然往往也是朴素的人生道理；但类似于前引诗句这样的表达，却更像是诗人在教子时候不失时机地展开的一场自我教育。所以，重要的不是现世生活中发生了什么，而是我们的精神世界藉此从中提炼到了什么、“幻觉”参与我们的生活到了怎样深入的程度。这种诗意生成的进路，同样体现于诗人写下的与友人相关的诗，以及写自己独处时静观外物而终归于内省的诗里——在江南，苏野的交游、阅读与日常起居，都充满着沉思的气质。
和其他两辑一样，“汲古录”的写作也不是事先规划的产物，而是诗集结集出版时的追溯性安排——它们被写下的时间跨度超过了十五年。相比于“证幻记”的“幻实相生”，“汲古录”更像是一场灵魂漫游，或者说，一种充满契约意味的经验共享。在“汲古录”中，时空交错，古今为一，作者作为个体生命的此世体验，与其书写对象在过去时光中的遭际融为一体，仿佛是“我”在代替古人于过去生活，古人则变成“我”生活于此世。
在”汲古录”这批诗里，王维是苏野前期一个重要的直接书写对象，这样的作品至少有三首：《拟晚年王维诗》《王维》《王维：虚构的遗言》，可见他对这位“文学英雄”（用《信仰过去》中他自己的说法）的偏爱——或者说，在2005至2008这几年的生活、阅读与思考的经验里，他从王维及其诗篇那里，获得了最强能量的共鸣。这三首诗分别呈现了王维的三个不同形象：晚年王维、王维的通行形象，对一生作总结时的王维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苏野在这三首诗里都使用了第一人称视角（他写陆机、谢眺、孟浩然、韦应物、孟郊等人时也采取如此的方式），使得后世仅能从书册中了解这位人物的我们，得以让他的形象和经验更为鲜活地呈现于当下，加上混合了分析性语言与描述性语言的表述方式——这是苏野高出一般拟古、仿古或复古诗的地方——，使得苏野笔下的王维具有了一种深致的现代感：一个经由现代人的头脑和眼光分析和重塑过的王维形象。即使是《王维》中的那个相对通行而为众人所知的诗人王维形象，正因为这种饱含智性的分析与重塑，才能显得如此令人耳目一新。
但苏野这样的分析性语言并非凭空而来，而是基于扎实的作品阅读与对历史事实的体认。《王维：虚构的遗言》是上述论断的最好证据。揆诸史实与王维诗作，我们能知道苏野这首诗里“王维”的自述多可靠，同时被额外赋予了多少新鲜的视角：河东王氏的出身，《少年行》里的“游侠”形象，历任监察御史与尚书右丞等官的履历，晚年习佛的岁月；当然还有人生的挫折与转机——因舞黄狮子案的被贬，因陷身长安而为“伪臣”的惭恨，担任河西节度使判官时写《使至塞上》与可能目睹到的沙漠与石塔……这些元素巧妙地融入了苏野的笔端，并被他丰富的想象力与精微的抽象力所补充、所提炼，继而又加以演绎。
细究起来，“汲古录”辑里的诗其实可以分为两类，一类多以人名为题，即如前述《王维》《孟郊》《韦应物》《谢眺》之类，以古代文人为书写对象，而以第一人称方式展开，可以称之为“汲古”类。另一类标明“拟古”“拟古：某某某”或直接用古诗旧题，如《长歌行》《短歌行》《子夜歌》等，书写方式与“汲古”类并无根本不同，只是聚焦点有一定程度的差异，其余方面的差别则很微妙。我感觉，苏野对“汲古”与“拟古”的不同，起初并无自觉的区分，结集旧作时加以归纳，才出现了以“汲古录”为辑名、却有一个“拟古”的诗集总题这样的情况。而且，单看这辑里的主流题材，“汲古录”中的《赫拉克利特》颇有几分阑入的味道。但读者诸君应当知道，在苏野的诗学体系里，赫拉克利特与王维可能并无本质的不同，作者将他们作为书写题材处理之时，均以一个当代人回溯人类文明与诸般精神劳作的眼光来看待，在这种“回溯”的冲动与努力里，并无中西之别，甚至无古今之别。
若说“汲古录”涉猎的主要是中古时代的“文学英雄”们，那么“寂静颂”主要书写近古以来的江南文人。当然，这种书写往往借助于当代生活中的举动来激发——登临山川，履及故地，凭吊遗迹，等等。从昔日归隐甪直的唐人陆龟蒙、葬于昆山的宋人刘过，到明清时期生活于吴江的诗人叶绍袁、叶小鸾父女及学者朱鹤龄、名医徐灵胎、词人郭麐等，更有当年活跃在江南一带市廛山水之间的瞿式耜、计成、龚贤、王锡阐、王翬、王鏊、董其昌、吴兆骞、夏完淳、戴本孝等先贤。这些人，既是苏野心目中的文学（文化）英雄，又是他所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曾经诞育过、曾真切地生活于斯的人物。苏野非常熟悉他们的人生、作品和事迹，代入他们的悲欢和遭遇，每当登临或履及，触碰到这些“时间的遗存”与“地方性知识”时，诗意便自然生成了——正如《信仰过去》的自述，“月亮的引力牵引着潮汐”，那些名字和曾有过的鲜活的人生亦一一听从他的“巫术”般的召唤，重临这个当代世界。
而这种召唤术的开启，实在是仰赖于苏野本人为之付出的努力：阅读与沉思，复盘与重构，代入与移情，接受与回应……总之，用韩愈的那句诗来形容，或许最是恰当：“汲古得修绠”——从过去的时光中汲取精神养料，犹如从深井里汲水，需要很长的井绳。苏野用他在《拟古》中呈现的近二十年来的写作，细致精微地编织了这样一条修长的“井绳”。